此外，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许多国家推出了一些在世贸组织框架允许范围内的临时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保护主义措施，限制了贸易流动。

　　周景彤：当前全球经济进入一个低增长、低通胀、分化严重的阶段，中期内难以取得突破。分化不仅体现在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也体现在发达经济体内部和发展中经济体内部。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分化引起汇率大幅波动，商品价格和汇率的频繁波动，将放大企业面对的各种风险，形不成稳定预期，不利于贸易的稳定发展。尤其是近期美国货币政策走向不明朗、加息步伐不确定，给国际金融和贸易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另外，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且手段日趋多样化和隐蔽化，从传统的关税壁垒转向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等非关税壁垒，保护的范围也从传统成熟垄断产业向战略性高科技产业扩展，同时贸易保护也从单个国家保护走向区域集体保护，这些都为全球贸易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艾伦·温特斯：目前国际贸易增速低于预期，不过称之为“贸易衰退”有些夸大。全球商品贸易增速从2012年开始跌至4%以下，而此前每年平均增速为7%。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世界经济尚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在欧洲、日本以及北美，造成经济复苏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个人以及公共债务问题；而在金砖国家内部出现了不同的结构问题，表明危机期间实施的反周期经济政策的效力已经开始丧失。

　　另一方面，全球贸易与GDP之间的联系在减弱。当生产环节分布在不同国家时，跨境贸易总量可能超过产值增长总量，因为部分零部件多次跨境交易，最后与来自不同国家的零部件进行组装。以晶体管为例，它可能首先作为单独的零部件出口，之后组装成主板后再次出口，最终组装成电脑。在1990年至2010年期间，这种生产的全球分工发展非常迅猛，致使贸易增长大大超过产出增长，现在这种分工细化已经开始稳定，因此贸易增速也相对稳定。

　　还有一点要注意，汇率的大幅波动会对贸易态势起到一定遏制作用，尤其不利于投资，进而不利于经济以及出口的增长。欧洲经济前景不明朗，以及欧元自身的风险，肯定会对看好欧洲市场的企业投资造成打压。

　　中国出路—

　　外贸结构加快升级，从“大进大出”转身“优进优出”

　　吴海英：近年来，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资源约束日益加重；而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疲弱，主要发达经济体相继提出“再工业化”等促进制造业回流的战略，加之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借劳动力成本等优势的追赶，对中国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国内国际市场发生的这些深刻变化，使得中国“大进大出”的外贸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必须适应新常态，提质增效，从“大进大出”转身到“优进优出”，形成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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