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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国际贸易呈现低速增长态势。市场需求减弱、企业信心不振、全球价值链处于深度调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让世界贸易组织再次下调国际贸易今年增幅预期。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同时，不应因一己之利高举贸易保护大旗。各国应在合作中积极开放市场、努力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
周景彤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宏观研究主管、研究员）
吴海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洪平凡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全球经济监测中心主任）
艾伦·温特斯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前世界银行研究局局长）
伴随着全球经济低速前进，国际贸易增长也萎靡不振，在2009年和2010年出现短暂的跳跃式回升后，近年来一直处于低速增长状态。尤其是2012年至2014年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不足2.0%，创下有史以来国际贸易连续3年的最低增长水平。
不久前，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报告，将今年全球商品贸易总量增长预期从4.0%下调至3.3%。这说明，国际贸易增速或将继续低于全球经济增速。
减速探源—
经济低增长、全球价值链趋于饱和以及汇率频繁波动导致贸易增速放缓
吴海英：国际贸易增速持续低于全球生产总值（GDP）增速，主要有3个方面原因。首先是受欧债危机需求下降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不少国家经济增长乏力，消费者对商品尤其是耐用品的需求大幅减少，通过冗长的全球生产链条放大了贸易的下降程度。其次是价格因素影响。自2012年以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下跌，美元持续坚挺，这些显着影响了以美元计价的各国进出口贸易总量，从而拖累了国际贸易增速。第三是全球价值链分工进程趋缓，贸易收入弹性下降。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在快速扩张后已趋于饱和，链条上中间品贸易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在下降。
洪平凡：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调整是国际贸易低迷的两个重要原因。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在过去14年进展甚微，国际贸易增长缺乏新动力。同时，中国、俄罗斯和中东欧转型经济体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经过20多年加速发展后，国际贸易进入减速放缓的状态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包括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复苏乏力，特别是欧元区一直在衰退边缘徘徊，导致进口需求疲软，发达国家需求不足直接影响全球贸易。从中期来看，发达国家进口疲软的趋势恐怕很难扭转，其中不少发达国家平均工资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将会一直对进口增长产生下行压力。
此外，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许多国家推出了一些在世贸组织框架允许范围内的临时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保护主义措施，限制了贸易流动。
周景彤：当前全球经济进入一个低增长、低通胀、分化严重的阶段，中期内难以取得突破。分化不仅体现在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也体现在发达经济体内部和发展中经济体内部。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分化引起汇率大幅波动，商品价格和汇率的频繁波动，将放大企业面对的各种风险，形不成稳定预期，不利于贸易的稳定发展。尤其是近期美国货币政策走向不明朗、加息步伐不确定，给国际金融和贸易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另外，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且手段日趋多样化和隐蔽化，从传统的关税壁垒转向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等非关税壁垒，保护的范围也从传统成熟垄断产业向战略性高科技产业扩展，同时贸易保护也从单个国家保护走向区域集体保护，这些都为全球贸易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艾伦·温特斯：目前国际贸易增速低于预期，不过称之为“贸易衰退”有些夸大。全球商品贸易增速从2012年开始跌至4%以下，而此前每年平均增速为7%。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世界经济尚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在欧洲、日本以及北美，造成经济复苏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个人以及公共债务问题；而在金砖国家内部出现了不同的结构问题，表明危机期间实施的反周期经济政策的效力已经开始丧失。
另一方面，全球贸易与GDP之间的联系在减弱。当生产环节分布在不同国家时，跨境贸易总量可能超过产值增长总量，因为部分零部件多次跨境交易，最后与来自不同国家的零部件进行组装。以晶体管为例，它可能首先作为单独的零部件出口，之后组装成主板后再次出口，最终组装成电脑。在1990年至2010年期间，这种生产的全球分工发展非常迅猛，致使贸易增长大大超过产出增长，现在这种分工细化已经开始稳定，因此贸易增速也相对稳定。
还有一点要注意，汇率的大幅波动会对贸易态势起到一定遏制作用，尤其不利于投资，进而不利于经济以及出口的增长。欧洲经济前景不明朗，以及欧元自身的风险，肯定会对看好欧洲市场的企业投资造成打压。
中国出路—
外贸结构加快升级，从“大进大出”转身“优进优出”
吴海英：近年来，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资源约束日益加重；而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疲弱，主要发达经济体相继提出“再工业化”等促进制造业回流的战略，加之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借劳动力成本等优势的追赶，对中国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国内国际市场发生的这些深刻变化，使得中国“大进大出”的外贸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必须适应新常态，提质增效，从“大进大出”转身到“优进优出”，形成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优进优出”和中国对外打造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对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相一致。今年前4月，中国外贸增速虽然在放缓，但外贸结构在优化，“优进优出”特点已有所呈现。表现在一般贸易进出口占比上升，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上升自主性增强，机电产品出口增速高于总体水平，部分高端制造产品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趋势，手机、运输工具和金属加工机床等出口增速保持在20%以上。目前中国装备走出去势头正劲，成为“优进优出”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今年一季度，中国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达到9.6亿美元。相关设备出口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前两个月中国铁路设备出口超过60亿美元，同比增长51.8%。
中国外贸“优进优出”将对全球贸易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一方面，中国作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优进优出”在促进中国产业升级、有效提升中国比较优势的同时，将促进全球贸易的优质发展。另一方面，伴随着“优进优出”，中国装备走出去、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的同时，也将为中国与发达国家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创造更多机遇，有利于其他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和扩大就业，更好地发挥全球贸易对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
周景彤：中国经济近几年正在从外需拉动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当前，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在减弱，环境承载力有限，传统产业相对饱和，而国际需求不振，国际竞争也日趋激烈，这些都要求我们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向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高端水平迈进。实际上，最近几年中国外贸结构升级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产品附加值、技术含量有了一定提升。去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已超过外贸出口总额的1/4。中国对外贸易占全球的比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不断上升。
另外，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传统发达国家的全球贸易份额趋于下降。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商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从1990年的24%上升至2013年的45%。与此同时，区域内贸易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其中亚洲地区表现尤为突出，亚洲在所有南南出口中占比达到85%。
洪平凡：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对外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已经从微不足道增加到12%，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但随着国内工资水平明显增长，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以及与工业化相关的环境成本上升，预计中国出口不会再出现20%的高速度增长，但恢复至7%—8%的水平在未来几年还是可能的。
中国政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一带一路”战略都是正确选择，也是自身经济发展经验的结果。国内资本和产能过剩，“走出去”是必然，也是中国继续发展的当务之急。投资对贸易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短期投资目前仍面临一些阻力，但从中期看，投资瓶颈肯定会被打破，特别是亚洲和非洲，甚至是欧洲等地区都面临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问题，中国倡导成立亚投行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必将带动地区贸易及全球贸易的发展和增长。
艾伦·温特斯：过去30年见证了中国贸易的惊人增长，即使在2008—2013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仍然保持了平均每年约14%的贸易增长速度，中国在国际贸易的比重增长仍然十分明显。不过，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国进出口贸易也会发生巨大调整，如外贸结构要转型升级。来料加工贸易是中国外贸发展与迅速增长的重要力量，随着市场劳动力技能的提升和工资水平的上涨，来料加工企业需要不断调整、转型和升级。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体现是过去大批量、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加工行业增速将有所放缓，甚至收缩。与此同时，中国技术工人的教育水平以及技能都有了迅速提高，过去简单制造业的增长将让位于更加复杂高端的商品及服务。
为了加速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中国企业还可以通过与国际市场的合作伙伴进行新的分工洽谈，促使中国企业依靠设备、技术工人以及创新动力来承担更高品质的生产任务。中国企业在与国际合作伙伴谈判时，要让对方信服中国企业在价值链中承担关键环节是安全的，贸易不能因为非商业因素而中断。未来全球贸易中，中国仍将有非常美好的前景，中国依然是全球贸易的主要力量以及关键性力量。
趋势展望—
区域与多边贸易规则相辅相成，贸易自由才能惠泽全球
周景彤：展望未来，国际贸易或将出现以下新特点和趋势：第一，不同经济体经济增长将进一步分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份额有望持续上升。第二，建设“一带一路”有望形成以亚欧为核心的新的贸易轴心，区域内贸易将继续得到加强。第三，随着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与加强，以及欧美“再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和国际贸易中的主导作用将会更加突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会不断加深。第四，区域性贸易安排影响力不断增大。关税、出口补贴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功能弱化，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不断发展。特别是在当前区域性经济组织不断出现的背景下，这些区域经济组织对内奉行较为自由的贸易政策，对外则凭借经济组织力量参与全球经济贸易、有效抗衡和抵制外部国家的竞争。
吴海英：贸易规则谈判将会对未来国际贸易产生很大影响。当前，多边、诸边和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呈现快速发展趋势。多边协定方面，WTO多哈回合取得了“巴厘一揽子协定”的第一个成果。其重要组成部分《贸易便利化协议》有望今年年底生效，树立未来多边框架下贸易规则谈判的榜样，增强了多边框架下实现贸易自由化的信心。诸边协定如服务贸易协定、信息技术协定和政府采购协定推动了具体领域的贸易自由化。影响较大的区域贸易谈判，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正在重塑国际贸易投资的新标准和新规则。未来这些区域一体化建立的贸易新规则很可能回到多边体系框架内，逐步形成多边的全球贸易规则。
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的生命力在于其具有普惠性和非歧视性。鉴于多边贸易体制能强有力地促进全球贸易的增长，进而对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改善就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支持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产生积极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坚定信心，在WTO、APEC、G20等多个平台，肯定多边贸易体系的价值及其核心和首要地位，加强多边贸易体系谈判和协议的实施，加强中国在WTO体系中的作用。此外，在积极参与区域贸易规则重建的同时，坚持WTO所秉承的开放、包容、透明、非歧视原则，积极推动区域贸易规则向多边贸易规则的转化。这样既有利于参与各方，又体现了对多边贸易体系和规则的支持，避免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碎片化。
洪平凡：区域与多边贸易规则的创建和制定相辅相成。短期而言，掌握谈判主导权的国家会占有一定规则制定的优势，但在全球化背景下长远来看，这些区域与多边贸易规则对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是有益的。
艾伦·温特斯：如果沿着目前的态势发展，未来全球贸易趋势首先是服务贸易将大幅增加。现在还有很多服务领域的贸易未被识别，因为这些服务由商品出口商提供，往往被计算在商品出口内。譬如，一部苹果手机包含了设计、营销以及融资这些服务出口。不断改善的通信技术以及不断增多的高技能工人，都使得高技能服务将变得更普及，出口更容易。
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目前在一些国家内部面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负面效应，我们一直在努力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但是危险并未完全消除。在欧洲和美国，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以及持续的财政紧缩政策，导致当地政府想方设法通过边境政策来维护本国产业。避免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碎片化，最重要的是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防止自由贸易体系滑向保护主义的深渊。不仅是中国，诸如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等中型贸易国家对于进一步贸易自由化都有着极大的利益。我非常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支持并带领其他国家共同维护这一自由多边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