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价格优势削弱

　　我国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价格与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相比优势逐步缩小，出口利润率只有区区1%—3%左右，而且许多工业制成品价格也不再便宜，中国产品价廉物美的美誉正慢慢改变。究其原因，主要是出口商品的成本不断上升导致的。

　　2008年以来，为了缩小个人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我国各地逐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简单劳动力的价格一路上扬。2013年，随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推出和国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实施，社会保障水平上升，劳工成本继续攀升，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持续弱化；在金融制度不健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十分严峻，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在房地产市场经历爆炒之后，房地产价格处于相对高位，加大了企业用地成本；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汇率弹性加大，对世界主要货币汇率升值明显，人民币升值使出口成本上升，企业利润率下降；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对能源、原材料、矿产品、水资源等的需求越来越多，资源压力日益凸显，导致资源类产品价格全面上涨，并且由于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传导到下游的加工制造业领域，制造业产品的成本也出现上涨趋势；在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环境压力与日俱增，改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现实的政策选择，因此也必然要求企业增加环境保护投入，企业的环境成本上升。

　　总之，我国企业目前正面对要素成本全面高企的压力，而要素成本上升削弱了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

　　二是要素供给条件显着变化

　　首先，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处于深刻变化中。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老龄化社会到来，劳动力供给增速放缓，劳动力总供求关系正逐步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逐步丧失，“刘易斯拐点”或将到来。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即便不断提高工资标准，也雇不到合格的劳动力，沿海地区劳工荒在蔓延。因此，依赖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扩大劳动力投入规模拉动生产扩张、增加出口的条件正在改变。

　　其次，土地供给遇到强约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巨大挑战。为了维护粮食安全，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触碰，可开发土地的供给遇到强力约束，依赖增加厂房面积扩大市场规模的粗放型工业化模式已经走入瓶颈，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加单位土地的产出，成为必由之路。

　　再次，实体经济投资增长率放缓。尽管我国拥有庞大的广义货币供给规模，但在外需增长乏力、内需结构升级条件下，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凸显。一方面是流动性过剩，社会闲置资本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则是大量流动性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传统制造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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