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一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15年到期的地方债至少2万亿元。地方政府发展是需要一定财力支撑的，前些年靠融资平台隐形负债为主来支撑，现在确定了阳光化的地方债的发行，但在年度内提高不到太高水平，局部地区流动性问题需要高度关注。”贾康认为需要加快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立法和契约精神的培养，不过他也指出：“这是一个慢变量，但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今年年度运行中的压力就在眼前。我个人认为，如果国家态度这么坚决，那么举债规模可以适当再抬高一些。”

　　于国安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就建议专项债券规模适度扩大。“我们感觉1000亿元太少了，分到各个省就没多少了，现在水利、公路建设、铁路等都有很大的资金缺口。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我们还是需要靠投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所以建议中央多发一点专项债券。”

　　除了呼吁扩大发债规模、尽快把地方债“前门”开大外，还有不少人士建议“关闭后门”的步伐可以适度放缓。

　　贾康告诉记者，现在确实有一种声音，认为融资平台等预算外融资渠道不应在短期内彻底关闭，有人建言，希望让其起到过渡作用。“或许会有其他变通的办法。”他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肯定要有一个平稳过渡，我们要稳妥地推进改革。我们过去改革之所以成功，就是在坚持改革方向上坚定不移，但是在一些具体政策的处理上要十分审慎，要于法有据而且要确保改革逐步推进，要避免出现系统性和区域性的风险，这是非常关键的。”

　　于国安表示：“国家明确说要有一个过渡期，但是过渡期有多长现在还没有明确。如果经济一直下行压力比较大，过渡期适当长一点还是有好处的。目前经济形势下，我觉得应该有2到3年的过渡期比较合适。我觉得还是平稳过渡比较好，要稳妥推进，不要搞急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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