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发布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要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新能源占比逐渐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推动清洁电力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

从欧美国家的能源结构调整脉络来看，经历了从煤炭、石油到天然气再到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路径。由于欧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起步早，多数已经实现了碳达峰，随着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的提高，正逐步实现降碳。

再看中国的情况，目前已经制定了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但是，中国的资源禀赋，特别是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情况，决定了中国很难复制欧美国家的降碳路径。为应对这一情况，风、光等可再生能源亟需进一步走上能源结构转型的前台。

事实上，无论是水电、核电亦或生物质发电，至少在2030年前的额外增量空间都非常有限，在众多可再生能源中，风、光实现跃升发展已成为行业共识，占比将进一步提升。

按照风光在增量电量相等的情形测算，“十四五”时期，风、光新增装机在5亿千瓦左右，“十五五”时期在6亿~7亿千瓦之间。随着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逐步形成，电力系统的结构和运行方式需要进行根本性改变。

当然，新能源的发展也需要有的放矢，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这其中有两个含义，一是新能源必须安全可靠，二是传统能源与新能源还需要优化组合、协同发展。

就前者而言，新能源发电稳定性不强，可调、可控性较弱，这是业内普遍认知。随着新能源在整个电力系统的占比提升，其必须要实现用电高峰期“顶得上去”、用电低峰期“压得下来”的灵活性资源分配与调度。然而，去年9月下旬东北限电期间的数据显示，新能源出力不及装机容量10%，由此可见，风、光等新能源要实现安全可靠、灵活调控仍任重道远。

新能源的可靠性也有另外一层含义，即要保持供应链的稳定。显然，最近两年光伏产业链价格大起大落，上下游供需能力不匹配并不符合这一要求。

当前，全球范围能源电力供需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去年三季度开始，随着全球经济逐渐恢复，能源消费快速回升，国际煤炭、石油、天然气供求压力增大、价格持续攀升，多国出现能源电力短缺。2021年的能源短缺始于欧洲，并向全球、全品种蔓延。

基于这一情况，新能源理应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当然，就中国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而言，要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的优化组合。

随着新能源占比提升，新能源小发期间电力供应不足和大发期间消纳困难的问题会频繁交替出现、此消彼长，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还需要依靠火电装机规模和火电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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